沈葆桢保卫与开发台湾纪略

日期:2010-01-07 14:47 来源:《统一论坛》 作者:林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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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岷

 

  1874年5月,日本发动侵台战争,清政府在证实日本侵台后,照会日本外务省提出质问,并于1874年5月14日命时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“带领轮船兵将,以巡阅”为名,前往台湾受侵地区察看,“不动声色,相和筹办”。紧接着又于5月21日,下令福建布政使潘霨,“即著驰赴台湾,部同沈葆桢将一切事宜妥为筹划”。同治皇帝又明下谕旨,“沈葆桢著授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,以重事权,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均归节制,江苏、广东沿海各口轮船,准其调遣,俾得与日本按约办理,而于征调兵弁船只事宜亦臻便捷……”可见清政府给予沈葆桢处理日本侵台事件以大权,“朝野上下闻此讯”举欣欣然有起色而相告曰:“惟其简任沈公,庶回我太平,保我疆土,为亿万年有道之长基,岂不懿哉”。

  沈葆桢(1820-1879),其母林惠芳系林则徐六妹,其夫人林普晴系林则徐二女。沈葆桢与林则徐不仅有着外甥与舅父的血缘亲,有着女婿与丈人的翁婿情,更有着从母亲和夫人的言行中受到林则徐家教、家学、家风的教诲与薰陶。沈葆桢曾说:“先母舅林文忠公与夫子相交最深,其平日御敌之法,与夫子论之亦最祥尽。”而林则徐也曾对人说:“吾宗乡溪孝廉留心时务,平夷之策可以见诸实行。”沈葆桢于1874、1875年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台,他的“平夷之策”及“恤民之举”证实了林则徐对他的评判,也告慰了林则徐的在天之灵,不愧为“文忠垂危于前,文肃遵循于后”。

  沈葆桢受命后,一是做好战争准备,部署福建海防;二是向各国公布日本侵犯中国台湾的事实,请各国“公评曲直”,用“国际舆论来遏制日本”,使其“怵于公论,敛兵而退”;三是“通消息”,提出“台洋之险,甲诸海疆”,要想使“消息常通不断,最好的办法是架设电线通电报,改变以往公文信息常累月不通”的状况,使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“瞬息可通”。

  6月14日,沈葆桢从马尾乘兵船,沿福建兴化、泉州口岸而行,其间在澎湖停留一天,视察各地炮台及水口形势,17日到达台湾南部的安平,立即召见道台夏献纶、总兵唐瑱奎,听取日军侵略活动的汇报,对台湾局势有了进一步了解,立即手拟照会,派潘霨前往敌营谈判。照会明示:牡丹社高山族杀害琉球人是属于法律问题和中国内政,应由中国自己处理,日本没有兴师动众替琉球出兵的权利。揭露日本为琉球人“复仇”是别有用心,义正词严地声明:“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与人!”日本海军大将西乡从道理屈词穷,深感沈葆桢来台湾是不可欺的,但又不肯就此罢休,采取拖延手法,厚颜无耻地提出:“中国要‘补贴’其兵费损失120万两,日军即可撤兵,遭到潘霨严词拒绝。

  沈葆桢意识到必须加快战备,才能迫使日本退兵。于是他调福建部队来台,调北洋和南洋久练之洋枪队来台;又在台湾实施“团结台湾同胞的‘援番驱倭’方针”,招募兵勇、乡勇、士勇,并组织与奖励乡团。到7月,由沈葆桢指挥的部队已达万余人,大大超过日本兵力;9月,他又仿照法国巴黎要塞式样,在台湾海防要地安平(今台南)修建大炮台,安放西洋新式大炮,又在凤山县修建了东港炮台和旗后炮台,在澎湖改建了妈祖宫炮台,新筑了大城北炮台,在北路还筹建了基隆炮台和沪尾炮台……这些举措巩固了海防,使日军侵犯卑南(今台东县)的企图无法得逞。

  但日军还赖在琅桥不走。沈葆桢告诫西乡从道,中日两国海军初创,如果双方同种会战,必会两败俱伤,使西方列强能看到我们的虚实,对我们双方都不利,不如各自回去加强海军建设,20年后双方再相见。又说,“中国非好战者,贵国宜先罢兵,则战可免。”此犀利之语,使好战分子西乡从道亦觉警醒。形势对我方越来越有利,沈葆桢仍不敢掉以轻心,他用六艘兵船常驻澎湖,确保台湾防务的后路安全;又以一兵船驻台北,一兵船驻马尾,一兵船驻厦门,以巩固门户;还有多艘运输船,南来北往地运送部队、军火和饷械。

  中国海军在海上严阵以待,陆军在陆地布防,沈葆桢一面将上述这些筹划部署,一面急呼增援,随着淮军分三批相继到达台湾,进驻前沿,陆军总攻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。侵台日军见台湾防务强大,自己羽毛未丰,“不得大逞于台”,便请英国公使威妥马调停,将“赔兵费”改为对被难人的抚恤金减为10万两,将日本在台湾龟山筑路、造房、建医院估约为40万两,由中国购买,合计50万两。慈禧太后亦不愿开战,派恭亲王奕、李鸿章与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和谈,于10月31日在北京签订了《北京条约》(亦称《中日台事专约》),换取日军于11月撤离龟山回国。

  沈葆桢率领福建海军在台湾抗击日本侵略,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用自己建立起来的海军,战胜外国侵略者的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沈葆桢的努力,使日本侵占台湾的时间向后延迟了20年。

  日军虽撤兵,沈葆桢却清楚地认识到,“台地向称饶沃,久为他族所垂涎,今虽外患暂平,旁人仍耽耽相视,未雨绸缪之计,正在斯时……,其当变革者,其当创造者,非十数年不能成功……况年来洋务日密,偏重于东南。台湾海外孤悬,七省(指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直隶、奉天)以为门户”。据此,沈葆桢认为台湾的防务是否巩固,首先“在得民,欲得民心,先修吏治党政”。他提出:

  (1)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,以加强建设。

  台湾原隶属福建一个府,府治设在台南,但台南对台湾北部广大地区指挥乏力。沈葆桢这一建议的好处是:“有事可以立断”,“统属文武权归尊一”,“黜陟可以立足”,“法令易行”且“贪渎之风得以渐弭”。1875年,清政府“准将福建巡抚移扎台湾地方”。不久,为了兼顾闽台两地,又改为将福建巡抚冬春二季驻台湾,夏秋二季驻福州。

  (2)增置府县。

台湾原仅一府(即台南)、四县(即台北、凤山、嘉义、彰化)、两厅(即葛玛兰、淡水)。台湾北部的淡水厅辖地广阔,南300里,户口42万,自沪尾、鸡笼两港开通后,中外人员杂处,治理不易。沈葆桢同福建巡抚会商后,奏请添置一府(即台北府)、三县(即改噶玛兰厅为宜兰县,改淡水厅为新竹县,另于艋甲增设淡水县);又改鸡笼名为基隆(并设通判,皆统辖于台北府);又设卑南、埔里社二厅(以南路理番同知埔里社);又亲到琅桥勘视后在此建城,定名恒春县(今恒春市)。至此,台湾共有二府八县四厅,它对台湾的防务和经济开发起了重要作用。不久,沈葆桢又进一步奏请清政府将台湾独立建省。清政府于1885年批准正式建立台湾省,此时沈葆桢已逝。

  (3)开发宝岛。

  沈葆桢看到台湾自入版图以来,开发仅限于西部滨海平原地区,而2/3的土地(即东部土著民族居住地和中部山区)均未开垦。他认为,“人等知预筹防海之关系台湾之安危,而不知预筹防海之关系南、北洋全局也”;还认为,“经营后山之事”更为“防患计,非为兴利计。为兴利计,尽可缓图。为防患,必难中止。”可见他充分认识到台湾防卫实力的增强,应当建立在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。为此,沈葆桢采取一系列开发台湾,发展经济建设的举措。

  一是动用淮军士兵进行开山修路工作。分兵南、北、中三路“缒幽錾险,斩棘披荆”,共开山路859里,为时一年竣工,仅费银3万两,彻底改变了以往陆路不通,仅兼小船来往于各村落的交通状况。他还规定,开山平路须宽达1丈,山蹊处须达6尺,以确保交通安全;还须在山路沿途建碉堡,派驻营哨;在沿途必须办好14件事,即屯兵卫、砍林木、焚草叶、通水道、定粮则、召垦户、给牛种、立村堡、设隘碉、致工商、设官吏、建城廓、置廨署。他对台湾建设的这些要求,后因他被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而未能全部完成,但其开创之功不可没。

  二是召民垦荒,发展农业生产。当开路南北相通,东西可达后,沈葆桢立即设“抚垦委员会”和“招垦局”,募民予以耕地。由于当时台湾西部人口稀少,垦户应者寥寥,为此奏请清政府废除对台实施的两个禁令,即不准内地人民偷渡台湾、严禁台民私入番地。请准予“开禁”,吸引了大量祖国大陆尤其是福建沿海居民渡海前往开垦。还在厦门、汕头、香港设立招垦局,凡愿往台湾者免费乘船,到达台湾后政府给予口粮、耕牛、种子、农具等,三年内免征赋税。此政策的实行,对巩固海防、对台湾中东部山区经济发展,对促进民族联系和团结,都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。

  三是重视台湾工业发展。早在沈葆桢就任福建总理船政大臣时,他就注意到鸡笼的煤矿,曾派技术人员赴台勘察鸡笼煤矿的储藏情况。1874年他到台湾后,进一步提出发展台湾经济“应以煤矿为始基。”他说,在台湾“垦田之利微,不若开煤之利巨;垦田之利缓,不若开煤之利速”。1875年,经他奏准开办基隆煤矿,雇请英国工程师翟萨到台湾选定矿区。基隆开掘出煤后,将进口煤每吨减为税银一两,使台煤除供应船政,还可就地出售,且煤质量可与“外国上等煤相较”。他还大胆引进西洋采煤和采油机器,使基隆煤矿成为我国较早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用矿产,促进了台湾经济的现代化。

  沈葆桢力掘煤外,又奏请清政府开禁炼铁(注:清政府畏惧民间制造兵器暴动,对炼铁限制极严),并准予借洋款200万两用于炼铁,还奏准百姓可随意铸锅和锻打各式农具。从此,台湾民间制铁业兴旺发达,促进地方经济迅速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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